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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02-19 09:42 来源:未知编辑:admin标签:历史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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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曾收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该文下面的注释写道:“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那么,这个注释所讲述的,到底是怎样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林彪给毛泽东写信,问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大革命失败后,红四军内部争论十分激烈,思想十分混乱。1929年6月8日,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表示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林彪专门给毛泽东写信说:“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对于林彪的这番诚恳劝告,毛泽东心里十分感激。因为从派别来看,林彪并不属于毛泽东这边的,而是从南昌起义队伍中来的。林彪如此拥护毛泽东,而当时一些曾跟随毛泽东的人却反对他,这是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产生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

  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回了封信,系统地对红四军内的争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说:“你的信给我以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然而,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这严重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在敌人的不断围剿中,红军屡战失利。为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就在这次撤离中,红军合计损失一千多人,这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林彪率领的纵队在撤退中自作主张地打了一仗,尽管打赢了,但却暴露了目标,因此被朱德给予记过处分。

  部队接二连三的失败以及本人受到的处分,使林彪一直郁郁寡欢。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书记的职位上,林彪这才精神振作起来。1930年元旦,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林彪在信中流露出悲观情绪,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缺乏信心,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并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力。

  那么,林彪这时为什么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呢?其实,大革命失败后一系列的挫折,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暴动,使得党内和红军内始终笼罩着一种悲观情绪。自从跟随朱德上井冈山不久,林彪的悲观情绪就开始流露出来,且越来越严重。林彪经常说些“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之类的牢骚话。与林彪同时战斗在井冈山的肖克后来回忆说:“在井冈山,林彪曾提出‘井冈山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林彪这种言行的影响很恶劣,但毛泽东当时并未在意。在毛泽东眼中,林彪还是个“娃娃”,他曾对何长工说:“林彪的说法是小孩子之见。”

  早在上一年的5月18日,在瑞金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计划时,林彪就在会上发表悲观言论,主张红军在粤赣边界区域流动游击。林彪的发言遭到毛泽东的批评。红军攻占福建上杭县城后,林彪居然几次向前委写信,提出要去上海工作或去苏联学习。当时红四军高层因为建军问题争论不休,林彪的言行仍没有引起毛泽东的足够关注。一直到古田会议结束,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才得以休止,毛泽东才有时间和精力,来针对红四军内部弥漫的悲观情绪进行一次系统的批评,而林彪的元旦来信,正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毛泽东专门回信,借机教育全党全军

  林彪的这种悲观情绪,在当时的红军中比较普遍。因此,毛泽东决定用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说服”对象有两个原因:一是林彪的悲观情绪存在时间很长,而且不断反复,经常会出现苗头,尤其在革命暂时遭受挫折的时候;二是基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特殊关系,林彪拥护毛泽东,毛泽东也欣赏林彪的军事才能。为此,批评、说服林彪,体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爱护和帮助,并可借此教育所有持这种情绪的其他同志,而不至于影响党内团结。

  1月5日,利用难得的短暂战斗间隙,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毛泽东秉烛夜书,写下这封六七千字的长信。

  针对林彪信中的观点,毛泽东直奔主题批评道:

  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你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的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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